文学家鲁迅杂文欣赏

文学家鲁迅杂文欣赏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  

　　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温，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喷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知识高起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是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脚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烟，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说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他们心底里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看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粹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读经与读史

　　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也许是确凿的罢，然而甲午战败了，——为什么独独说“甲午”呢，因为其时还在开学校废读经以前。

　　我以为伏案还本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华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隐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来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铅字的是加漆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矛亭答话》，一是来本，一是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商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的心眼儿来猪闷胡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宜付国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扶思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来事，《三朝北盟汇编》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汇编》，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哈哈，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举妄动，胡徐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只要着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账的用处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命运。Le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研究进化着，又据章士到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经在禁讲进化论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来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瘟，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二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联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压不下来时，则于是手捧，以为抬之使高，展之使足，便可以于以稍稍无害，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阔老，捧戏于，捧总长之类;但是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择的行为的“动机”，大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把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制滑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展足。然而人们终于至今没有语，还以为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书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记》罢，说，当今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来，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全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儿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放其溃决，所以里上一点土;殊不料愈里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提”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华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手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急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福有理。因为假若一开言便讲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计了。

　　中国人不仅“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问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即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使异口国声，称之日傻子。对于“换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教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写，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人看客的群集中;或者样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验最后”的缘故县。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夕有敢单身鹰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人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