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二心集》杂文集:《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鲁迅《二心集》杂文集:《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引导语：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鲁迅先生：“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硬骨头其“硬”主要体现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上。下文是有关他的《二心集》杂文集中的一篇文章《再来一条“顺”的翻译》，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1〕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2〕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3〕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4〕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5〕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6〕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2〕《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3〕《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4〕《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5〕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6〕“裸体游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鲁迅杂文集语录

　　1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无声的中国》一九二七年

　　2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随感录二十五》一九一八年

　　3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4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鎗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可恶罪》一九二七年

　　5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例，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看镜有感》一九二五年

　　6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论睁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7

　　中国人的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现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不会再犯;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北京通讯》一九二五年

　　8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 ——《碰壁之后》一九二五年

　　9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彷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他们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海上的儿童》一九三三年

　　10

　　说话到真人厌恶，比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 ——《「坟」题记》一九二六年

　　11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营营地叫，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牠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牠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战士和苍蝇》一九二五年

　　12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这个与那个》一九二六年

　　13

　　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 ——《我要骗人》一九三六年

　　14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即恐惧颤抖)，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 ——《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六年

　　15

　　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 ——《答有恒先生》一九二七年

　　16

　　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两地书之廿九》一九二五年

　　17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捽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经验》一九三三年

　　18

　　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一九一九年

　　19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20

　　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功之后…… ——《中国语文的新生》一九三四年

　　21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忽然想到.七》一九二五年

　　22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 ——《外国也有》一九三三年

　　23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痛，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病后杂谈之余》一九三四年

　　24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甚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甚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九二七年

　　25

　　「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今天的两种感想》一九三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