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故乡》谈起的对话记叙文

从鲁迅《故乡》谈起的对话记叙文

　　对话（包括一人独白，两人或众人对谈等），是记叙文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对话这种形式看来很简单，似乎人人都会用，都会写，但是要用得好，写得活，深刻动人，却颇不容易，需要费一番苦心。

　　试以鲁迅的《故乡》为例。《故乡》用的是第一人称写法，全文主要是通过“我”叙述故乡的变化和“我”的感受。其中运用了许多对话：有“我”与母亲的对话，“我”与闰土的对话，“我”与杨二嫂的对话，以及“我”与宏儿的对话等。作者是怎样设计和安排这些对话的呢？在写作上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作品中写人物对话，应该做到即使不描写人物的模样，也应该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故乡》中的人物对话正是如此。请看少年闰土的那些对话：

　　“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鸠，蓝背……”

　　“……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

　　情色彩和浓烈的抒情气氛，而且安排穿插也比较自由。

　　“……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

　　这些对话生动、形象，从内容到语气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读了这些话，确实可以不必借助其他描写，便好象目睹了那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知识丰富而又纯朴热情的农村少年闰土的形象。

　　怎样才能写出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呢？鲁迅在介绍他自己的经验时说，他写人物对话“决不说到一大篇”，而总是要经过精心的提炼和加工，“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如“我”和少年闰土有一个多月的交往，谈的话一定很多，但作者在写少年闰土时，只选择了他介绍如何捕鸟、检贝壳、看瓜、刺猹的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最能显示少年闰土的个性特征。写杨二嫂，则选择象“贵人眼高”、“阔了”、“三房姨太太”、“八抬的大轿”、“阿呀呀”、“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放松……”等这样一些特定的词语和句式，以充分揭示其尖酸、刻薄和贪小、势利的小市民习气。

　　为了使人物语言个性更鲜明，作者还采取了对比、烘托等多种手法。如写少年闰土，除了直接摘引出他介绍怎样“捕鸟”、“刺猹”等的对话以外，还穿插了“我”的问话：“管贼么？”、“他不咬人么？”并写了“我”听了闰土的介绍以后的反应和心情：“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猹的是怎么一件东西……”，“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等等。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对突出闰土的对话有对比和烘托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善于从人物的性格变化中来描写人物的对话。如少年闰土说话滔滔不绝，语气明快流畅；而中年闰土说话断断续续，吞吞吐吐，三句离不开“老爷”、“规矩”、“磕头”，谈起生活，则是“非常难”、“不太平”、“收成又坏”等等。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中年闰土的痛苦、麻木和迟钝，从前后对比中使人感到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简直判若两人。又如写“我”见到闰土，兴奋地喊道：“阿，闰土哥，──你来了？”闰土却恭敬地回答：“老爷……”这一问一答，深刻反映了“我”与中年闰土的关系的隔膜和变化。

　　此外，在对话的形式上，有的分行排列，有的不分行排列，有的注明说话人，有的则不注明。注明说话人的，或前，或后，或中，形式也不一样。这些并不是随意写来的，都和表达对话的'内容、效果密切相关。最明显的是写杨二嫂出场一段话：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这里先是“我”和宏儿的“闲话”，说到“先坐船”，突然出现一声“哈！这模样了……”这是谁说的，没有交代，让你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从“闻其声”再去猜度其人，这就比先交代说话人，再写人物对话，效果更好。在形式上，前后两个人的话并列写出，“先坐船”后面用了删节号，表示说话已被打断，这样写，可以更显示出来人的“突然”、傲慢和无礼。下面再写“我吃了一吓”也就有根据了。

　　由此看来，要写好人物对话，不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都应力求做到个性化，都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人物的思想、遭遇和命运。当然，对话的作用并不局限于此（虽然这是最主要的），在记叙文中，对话还有交代人物、事件，推动情节发展以及在文章表达上的调节和舒缓语气等作用。如“我”与母亲的对话，“我”与宏儿的对话，很明显的有承上启下的过渡和交代作用。

　　前面说过，记叙文一般总是以叙述为主。叙述性语言概括性强，容量大，节奏快，能在较短的篇幅里清楚扼要地介绍出较多的事实和内容，但它一般缺乏形象性和立体感。一篇文章，如果叙述性语言过多，往往会显得呆板、单调。而对话则比较具体、形象，有时更能直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变化，在形式上也比较自由。因此，在大段叙述性语言里，如果适当插入一些对话，往往能起到调节和舒缓语气的作用。如《故乡》一开始，便通过“我”的叙述，描绘了故乡的破败景象和“我”的失望心情，还交代了“我”回故乡的目的，“我”与母亲的会见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文章如果就这样一直叙述下去，未免会显得平淡、枯燥。于是，文章写到“我”和母亲谈搬家的事时，便插入了一段对话：

　　“你休息一两天……”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

　　三言两语家常式的对话不仅使文章的表达方式有了变化，而且很自然地引出了闰土，并点明了“我”和闰土的关系，又引起了“我”对少年闰土的回忆。

　　回忆闰土的文学较长，如果都用叙述性语言，也会显得冗长和累赘。作者又把叙述、描写和对话等多种手法结合起来，交替使用，这样就使得文章显得有起伏，有波澜，文气活泼而富于变化。

　　总之，叙述是作者在说话，对话是作品中的人物在讲话，这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也不是相互对立的。有时，为了文字的简洁和有变化，也可以把人物对话改成叙述，或者把叙述改成对话。如《故乡》写“我”和母亲谈搬家的事，是这样写的：“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这些内容和“我”回故乡的目的有关，应该交代，但对全文来说，这不是主要的，因此只在叙述中一笔带过了，如改成对话的形式，反而会喧宾夺主。又如，写中年闰土的景况，先是通过闰土的对话来叙述，接着又通过“我”和母亲的叙述加以补充，这样变换着写，效果就比单用一种写法好。当然，写人物对话，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什么情况下运用对话的形式，怎样写人物对话，怎样处理好对话与叙述、描写等各种表现手法的关系，都要根据具体内容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