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欧阳修为例

以欧阳修为例

　　柳永、黄庭坚等著名词人都写过一定数量的艳词，甚至写词甚少的名臣范仲淹、司马光也写艳词，但惟独欧阳修倍受争议，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探讨。

　　词是依附音乐而产生的一种抒情诗体，起源于民间，形成于唐，五代十国开始兴盛，于宋代蔚为大观，故成就为一代之文学-宋词。北宋词人由于受到唐五代词为艳科的影响，仍多喜写艳词。晏殊、欧阳修、柳永、周邦彦、黄庭坚等著名词人都写过一定数量的艳词，甚至写词甚少的名臣范仲淹、司马光也写艳词，但惟独欧公倍受争议不止，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分析。

　　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欧词，内容上不外乎写景、抒情和艳情三个大的方面，独艳情词约占其全部词的四分之三，而其艳情词作多反映作者闲暇遣玩的生活情趣。在受儒家侵袭已久的传统士人看来，欧阳修作为一个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志，载道”诗教传统的正统鸿儒，所作俗词与日常诗文里讲究“理性”和“道学”的庄重严肃判若两人，因此历来崇敬欧公者对其词中甚为浅近俗艳方面百般掩护辩白。宋蔡绦《西清诗话》也说：“欧词之浅近者，多谓是刘辉伪作。”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为其辩诬：“欧公词多有与《花间》想混，亦有鄙亵之语厠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这些说法其实源自于国人素来为贤者讳的雅号。反观现代学者显得更加宽容，思想观念也更为进步，唐圭璋编《全宋词》对其词不再删减，只是将《六一词》、《近体乐府》以及《琴趣外编》汇聚一起，剔除重复和误入，终辑得240首，基本上恢复了欧公词作的原貌。

　　首先宋代艳情词产生的政治及物质条件。宋太祖陈桥驿黄袍加身后，弄了个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手段以抑制武官，号召鼓励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照朱熹的话说是：“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这一政治导向使得宋代商业极为繁盛，出现了许多类似于汴京、苏州，临安这样一些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随着市场需要出现勾栏瓦肆和夜市不禁。宋代有专门为文人士大夫佐酒的官妓们，所以为了满足新的需求，大量养着歌姬舞女的青楼妓馆的温柔之乡应运而出。宋代科举取士的人数与其他各代相比可谓空前绝后，特别是宋代科举实行的封弥、糊名、誊录、别试等形式使一大批的`孤寒之士进入上层世界与世家子弟一决高下成为可能，从而使得赵宋王朝的权力机构以广大庶族士人为基础建立起来。宋代上层及其优待文士，“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致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胡道静于《梦溪笔谈校证》里如是说。所以才会有晏殊 “未尝一日不燕饮……亦必以歌乐相佐”，才会有欧阳修“游吟无节”的那段青年荒诞生活，以及有范成大赠青衣小红给姜夔的那段风流轶事。由于宋代上位者的积极鼓励富贵享乐之风的盛行，让宋代文人士大夫那些于封建制度压抑下的隐性情怀在难登大雅之堂待遇的词里得到成全。

　　其次是宋代文化繁荣的社会环境。宋自建国就订立了崇文抑武重文崇儒的国策，由于北宋时期庆历、熙丰、崇宁的三次兴学使得宋代学校教育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学校的类型、专业、数量、规模都较前代大幅度的增加，教师力量雄厚出现了著名的四位先生胡媛、石介、孙复、李觏。宋代文化和读书的风气甚为浓厚，所以才有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诗句名世。北宋皇帝都比较重视读书，重视文官，崇尚儒学，其本身文化素质都很高。宋代文化作品成就很高，印刷术的发展也使得书籍得到很好地保存。科技也极为强盛，看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及沈括的《梦溪笔谈》便不言而喻。所以大师陈寅恪才会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社会，上至皇族下至士大夫及普通富户，喜好曲子蔚然成风。当人的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时，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他们就需要适合与这种社会形态的文学形式来宣泄，因此俗艳词的兴盛便不言自明。

　　其三，宋代的思想环境相对宽容与开放。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确立了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总方略，同时宋代的权利机构内部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相权对皇权牵制，台谏对相权的抑阻，抹掉了长期笼罩在皇帝身上的神秘光环，还原其和普通人一样的本质。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看到《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里关于司马光与吕惠卿、王珪在神宗面前的那些相对民主与自由的争辩过程。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多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因而不管个体言行如何狂放、特立独行，从上层到士庶都能容忍。儒道释三家合流是宋代思想的一个基本趋向，导致人的伦理主体性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张载才能发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豪言。但是宋代思想里的封建论理道德规范那又限制了人性的发展。所以欧阳修作艳词，范仲淹、司马光这样传统儒家名臣也作风月俗艳小词，或许词才能更好的表现他们封建正统生活下的隐秘情怀。如果诗是“活着”，那么词在文人士子眼中才是“生活”。或许词才能把花前月下、舞榭歌台那些特定场合的情感纠葛表现的更淋漓尽致，在词中才能把那种面目之下的真实晒与阳光下。写词是生活情趣与政治官场无关，与道德伦理无关。如果我们仔细把一批宋代大词人与大政治家的作品进行一个比较，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在他们的各类作品中，只有在词中这些顶天立地的男人才还原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甚至会变成一个带有某种女性化倾向的人，只有在词中我们才能窥见他们隐秘内心的柔情和欲望，词成了他们唯一吐露心声的方式。所以对于宋代词坛传统鸿儒所做的大量艳情小词，我们必须客观科学的去理解分析。所以像欧阳修之类既作雅词又作艳曲，这不但不会损害其形象，反而有助于我们看到他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兼容并收的文化气度和率真任性的性情以及超乎寻常的创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