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光

　　在陶渊明所有的诗文里，给人印象最深、带来阅读快感最大的，就是回归田园之初写下的那些文字。比如说代表作《归园田居五首》、《归去来兮辞》等，无不洋溢着一种明亮感、一种温情暖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这种色调与感受在后期诗文中并不多见。这不是一般的欢愉和畅快，而是长舒一口气之后的放松与惬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创作者的这种心情与状态强烈地感染了我们，吸引了我们，以至于久久品咂而不能忘怀。这是诗人长期埋在心底的一根弦，掸去浮尘，频频拨动，最后终于奏响了连贯、饱满的快乐之声。

　　田园生活看来是人类置身客观世界中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方式，它的整个过程无非在重复这样一些动作：播种、看护、侍弄、培育。这其中较少包含复杂的技术性，只要不是遇到天灾，勤奋辛劳即可获得自己所需的一份口粮，最依赖的是雨露和阳光。这种简单而淳朴的劳动方式本身即蕴含着无可比拟的道德感。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不同的劳动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意义也是不同的。耕作活动既不同于手工业，也不同于商业经营，更有别于所谓的科技发明，操持农事的过程较少或不会辐射、外溢出伤及周边的任何有害元素，而从事者的身心在这期间还会得到许多良好的修持。

　　就耕作来说，这种最基础的劳作方式直接与维持生命所需相对应，而其他工作则需要依赖这种劳动所提供的收获物，将它当作一个前提。人类最早向外部世界索取生存所需的动作，就是这样简单直率和朴素。这种活动对人的观念培育，对心灵的安慰和润化，对人性的感召，因为它所具有的淳朴性和直接性，会更加强化诚实和淳厚的一面，就此而言，这又是其他活动无法比拟的。

　　一个人仰头是“高旻”，低头是“大块”，远望则是无边的原野，视力所及就是那些欣欣向荣的绿色植物，是活跃其间的一些大小生命，就环境来说，也与其他的劳动有了区别。田间劳动与自然界的这种亲和关系、融入关系，是其他工作所没有的。也正因为如此，诗人身与心的疲惫得到了休息，一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创伤得到了修复，也就产生了那个欣悦的、满脸阳光的陶渊明。

　　阳光洒向万物，也洒在陶渊明的身上，这对于诗人很重要，对于他的作品、他归来后所洋溢的那种健康温煦的气息是至关重要的。人也可以看成是一棵会移动的树，也需要光合作用。

　　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阴郁的角落，在遮蔽阳光、阻挡气流的地方生活日久，心情必然会受到影响，比如变得抑郁，变成灰暗的色调。

　　当一个人身上洒满阳光，先不从医学角度说可以合成维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对于维持这个生命的健康至关重要，更多的`还有精神和心理上的潜移默化作用，后者也是生命健康不可缺少的条件。

　　陶渊明移居乡间以后，夜间可以看浩瀚的星空：“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杂诗十二首·其二》)白天可以看澄澈的苍穹：“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和郭主簿二首·其二》)放眼四野，无边无际，置身的空间较前更加开阔和辽远了。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康德的一句话，那是说一直让他感到敬畏的两种事物：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把这二者并列一起大有深意在。我们可以想到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头顶这片幽深的星空实际上显示了一种莫名的、冥冥之中的巨大规定力。这种力量让人经常面对和感受，从而发生和建立起一种无所不在的联系，也就势必影响到心灵，让人产生一种敬畏感。而人类心中所固有的良知与道德法则，也来自那种无所不在的规定力，那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可见这神秘莫测的两个部分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人如果隔绝星空，身上不再洒满星光，心中那个道德律也必然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挤的城市生活会多多少少瓦解人类心中的神性。这种瓦解与消磨的程度在每个人身上是不同的，但一定会发生。随着时代高科技的发展，城市化的愈加深入，那种瓦解力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由此来想象陶渊明的日月，就要为诗人感到欣慰了。他回到那样一种人生图景中去，实在也是一种幸运。

　　如果不以现代眼光来考察，而仅仅是把魏晋南北朝放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讨论，这个时期倒有可能是相当“城市化”的。当时政权分裂割据，城市破坏严重却又纷纷矗立，为防御和战备的需要建起许多军事要塞，它们又演变成一个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然，说它是一个城市化比较发达的时期，并不是从现代城市的概念和角度来说的。一个农业国家的早期，无论如何城市化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但诗人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毕竟离真正的乡野还是远了许多。

　　陶渊明当年感到了生活的狭窄，心生不适以至于反感和厌恶，对田园生活的渴念也就产生了。他回归而带来的那种自由和畅达，那种欣欣向阳的情怀，对我们生活在闹市的日益窘迫的当代人，会产生很大的触动。

 

　　陶渊明简介：

　　晋宋时期文学家。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冲淡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前期(41岁以前)，他渴望进取，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

　　义熙四年，即归隐后第二年，他家乡遭焚，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但他安贫乐道;义熙末年，朝廷征他为官，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山，他守节不仕。这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道家思想。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