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渊明的生平

关于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大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卒后朋友私谥“靖节”，故后人称“靖节先生”。陶渊明出身于贵族世家，受儒、道思想影响很深。他生于东晋后期和晋宋交替之际，家势已渐渐衰落。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轻时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又因家境贫寒，二十九岁时走上仕途，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下级官职，每次时间都很短。几度出仕，使他逐渐认清了当时官场的污浊与黑暗，四十一岁还家归隐，过起了自由闲适的田园生活。此后二十三年，虽忧愤常积于心，生活困窘多难，但再无出仕之念，最后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卒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一生经历

　　●373年，9岁，失怙。

　　●393年，孝武帝太元十八年，29岁，任江州祭酒。

　　●400年，隆安四年，36岁，辞征辟，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

　　●404年，元兴三年，40岁，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

　　●405年，义熙元年，41岁，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辞职，同年秋任彭泽令。八十三天后，辞官归里，赋《归去来兮辞》，开始过“躬耕自资”的生活，安贫乐道，悠游世外。

　　●427年，元嘉四年，63岁，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

　　陶渊明情感生活

　　诗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分开，诗主要是情感而不是思想的表现。因此，研究一个诗人的感情生活远比分析他的思想更重要。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的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冲澹”，却可能让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他一生饱经忧患，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悠然自得，极端贫穷时，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的境地，他虽不怨天，但是叫儿子们幼而饥寒，他尤觉良心有愧。穷还不算，他一生很少不在病中，诗集之中多有忧生之嗟，可见迟暮之感与生死之虑时常在渊明心中盘旋。尤其是刚到中年，不但父母都死了，原配夫人也死了，不能不叫他“既伤逝者，行自念也”。这世间还有谁能给他安慰呢？他对于子弟，本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而事实上“虽有五男儿，总不爱纸笔”，使他嗟叹“天运”。至于学士大夫中的朋友，大半和他“语默殊势”，令他起“息交绝游”的念头。连比较知己的.象周续之、颜延之一班人也都转到刘宋去忙着做官，他送行时说：“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躇”，这语音之中有多少寂寞之感！

　　陶渊明思想性格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