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陶渊明

　　陶集以现藏国家图书馆“宋刻递修本”为最佳，明以后翻刻甚多，郭绍虞《陶集考辨》著录149种，袁行霈先生以为实际不下二百种。

　　图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所藏《陶渊明集十卷》。

　　自从1982年王蒙发表《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以来，中青年作家(小说家)频频弄起“学术”。王蒙本人钻研《红楼梦》、李商隐，“古稀”之后 “皓首穷经”，接连推出谈《老子》、《庄子》、《论语》和《孟子》的书，虽是电视讲演底稿，但细心润色，与著作无异。一读之下，“老王”的阅历与风格历历在目。其他如格非谈《金瓶梅》，余华谈鲁迅，叶兆言谈民国文人，毕飞宇谈古今小说艺术，也都引人瞩目。我宁可将这理解为水到渠成之事。有造化的作家不会封闭于虚构写作，对文化传统或当下文化状况必定有所议论，否则身为作家，至少不够全面。张炜亦在追寻陶渊明的遗产。

　　说 古典

　　水到渠成之事

　　张炜读古典，总在某个角度紧扣其小说，二者有“互文”关系。他早已出版《楚辞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之后又有《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华书局2014年版)。屈原和张炜的关系不难想见。齐鲁大地和洞庭沅湘距离遥远，但三闾大夫忧国忧民与张炜“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并不隔膜，而齐鲁文化在儒家传统之外，还有源于“稷下学派”的“精气”之说，与远古巫师方士的玄怪之谈。汉以后融入道教，变本加厉。楚地自古巫风猖炽，神话蔓衍，屈原又常出使北国，熟悉“齐谐”，张炜相遇屈原岂是偶然?从《古船》到《九月寓言》，楚辞式的忧愤深广与异想天开，不是始终融为一体吗?

　　谈李白、杜甫的那本书暗批郭沫若，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炼丹”辩护，顺便谈到他家乡胶东半岛的.道教传统。我深佩他的渊博、敏锐和敢于异调独弹。但又十分惊诧，《古船》作者憎恶自称“洼狸镇第一个党员”实则是鱼肉乡里的火居道士赵丙，现在，对汉唐以来流行胶东半岛达两千年之久的道教为何情有独钟?数天前，张炜告诉我赵丙和洼狸镇小学校长“脖吴”爱唱的下流小曲出自胶东流行的一种《响马传》唱本。“道教”太复杂，《古船》“反思”民间道教末流与乡村政治混合，跟李、杜信奉的不可同日而语，但1985年《古船》和2014年《也说李白与杜甫》，毕竟因“道教”而联系起来了。

　　谈 妙人

　　众人皆出自画像

　　张炜和陶渊明的对话更自然，几乎不可避免。但这事要从头说起。自锺嵘《诗品》给陶潜戴上“隐逸诗人之宗”的帽子，很长时间并无异议。南宋汤汉注陶，提出“此老未白之忠愤”的新话题，局面遂大改，元明清各朝笺注者纷纷找材料，证明陶在“隐逸”之外或竟在“隐逸”之中的“忠愤”。

　　于是述酒、止酒、命子、责子、乞食、闲居、移居乃至日常酬答之诗，无不与忠于晋室、耻事刘裕挂钩，至于吟咏给秦穆公陪葬的“三良”，咏贫士，咏荆轲，赋归去来，赋闲情，赋士不遇，读史，读山海经，作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自祭文，以及祖述外公孟嘉与曾祖陶侃的“遗烈”，自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更是壮怀激烈，几乎消散了平淡、冲和、自然、超然、悠然之气。渊明由此分裂为二，或是“忠愤”的节士贞臣，或者终日坐在菊花丛里饮酒，随便抛几本书在地上，固然好之，却“不求甚解”。

　　到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圈”日益逼仄，“忠愤”的陶渊明形象又不时髦了，许多文人(如朱光潜先生)以割裂为美，重新将渊明打扮成标准的“隐士”、“名士”，“高士”。还有人抬出周作人为现成的榜样与之匹配，曹聚仁就说周氏思想历程是“从孔融到陶渊明”，惹得鲁迅奋袂而起，宣布“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他认为陶征士在“五四”以来的文坛“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主张知人论世，陶并非“浑身静穆”，相反还很“热烈”，甚至 “金刚怒目”。不服者找出版本学根据，说鲁迅看到的“刑天舞干戚”乃宋人曾纮妄改，善本原作“形夭无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