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美学的若干思考

《周易》与美学的若干思考

　　易学与美学是有机统一的。以易学观美学，美学处处是易学;以美学观易学，易学样样是美学。

　　近十年来，笔者开始进入文艺学(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领域，也连续多年给本科生讲授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周易>与中华审美文化》，因此在易学与美学的关系上有所思考和体会。令人困惑的是，如何把易学和美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更好地解决这原本属于不同的学科在比较和整合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在设想，如果我们既能用美学的思维来阐释易学，又能用易学的思想来阐释美学，或许能对两个学科都有启发和指导作用。当然，要正确理解易学与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重要的不是论述彼此历史上的联系，也不是对两种学科思想作机械的比较和联系，而是应该更客观地从大哲学、大理论的高度把握两者之间共通不悖的事实。在此，笔者只是希望能够通过对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观，来发现一些被人忽视和遗忘的东西，也借此阐述一下研究易学与美学关系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美”字的易学解释

　　(一)“美”字源于八经卦中的兑卦。在中国研究美学，首先难免要问及的便是“美”字的意义，也就是涉及到对所“审”之“美”字的理解。时至今日，人们对“美”字基本上已形成普遍的看法，正如百度百科对“美”词条的解释：“美měi，会意。金文字形，从羊，从大，古人以羊为主要副食品，肥壮的羊吃起来味很美。本义：味美。另外羊是象形字，象征人佩戴羊角、牛角，古人认为这样很美。”这种说法的雏形至少可以远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直到清代《康熙字典》也仍沿用《说文》的理解。古人的说法，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羊大则美，另一是美与善同意。值得注意的是，“美”与“善”在古代中国，不仅都是对审美境界极致状态的形容，而且都与“羊”字相关。可见，要理解“美”和“善”，离不开对“羊”字的全面和深入理解。这也是现当代以来，我国许多美学家都从“羊”的角度来理解“美”的原因。于是，从羊这种动物的基本现象，如“肥大”、“味甘”、“温顺”、“可爱”等，来加以解释的思路比比皆是。毋庸置疑，从文字学的角度，根据汉字的形体及其造字的法则，把“美”的意义跟“羊”有机联系在一起，是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的。但是，认真追问起来，还是感觉如此解释不够透彻。所以，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从符号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这也是符合文字发展历史和规律的。

　　我们知道，在汉字基本定型之前，《易经》的八卦符号已经出现。由于史阙有间，我们已经很难证明汉字的出现是奠定在《易经》卦爻符号系统之上的，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推证汉字与《易经》文化可能存在着密切联系。沿循这样的思路，笔者发现“美”和“善”的取象意义，可能都是源于《易经》八经卦中的兑卦。查考《易传》，《序卦传》有“兑者说也”、《说卦传》中依次有“兑以说之”、“说言乎兑……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说万物者莫说乎泽”、“兑，说也”、“兑为羊”、“兑为口”、“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别卦《兑》的卦辞是“兑：亨，利贞”，其《彖传》的解释是“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其《象传》的解释是“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不难发现，在《易传》中，“兑”的取义为“说”(通“悦”)，即“欣悦”、“喜悦”之义。此义与《兑》卦辞“亨，利贞”的意思基本上也是相通的，这说明《易传》的说法仍然没有离开《易经》。

　　《易经》滥觞于“观物取象”，其象征思维离不开对自然万物的观察，然后再用虚拟的符号加以形象概括，并从中归纳出具有根本性质的意义。简言之，先取象，后取义，然后又可以“触类”取象，也可以“合意”再取象。正如东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指出：“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易经》的象征思维和类比思维，可以使同一个符号跟无数个相类相合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组成一个无限发展的意象群。在这个意象群里，彼此之间要么有相类之象，要么有相合之义，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真正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妨以兑卦为例加以分析。八经卦中的兑卦，卦象是，在《易传》中其主要象征为泽――沼泽、湖泊(上面一个阴爻象征平静的浅水，下面两个阳爻象征坚硬的土层)，根据对自然的观察，凡是沼泽和湖泊之地，都是风光独特之所，让人容易引起美感而“欣悦”(从另一个角度看，泽被万物，滋润营养，万物因而得“悦”);还可象征为少女――年轻的女孩，丰润貌美，惹人“喜悦”(从卦象看，跟梳着两个辫子的小姑娘相类);还可象征为羊――温顺的动物，形声和美，也是惹人“喜悦”(从卦象上看，跟羊的形象相似，上面一个阴爻如同两个羊角，整个卦象与“羊”字也大体相同)。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美”和“善”两字中的“羊”，不止是指代“羊”这种动物，而更可能是与兑卦整个象征系统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羊”只不过是对兑卦象更进一步的具象化和形象化而已，或者说“羊”就是兑卦象的典型代表之一。

　　(二)一阴一阳之谓美。看到这个小标题，熟悉《周易》的人自然会联想到《系辞上传》第五章中首句“一阴一阳之谓道”。对这句的理解，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笔者只想从比较的角度尽可能简单地理解这句话。“阴”“阳”“道”三字，实际上是三个符号，“阴”和“阳”各自象征两类不同的东西，看似截然不同，事实上又都同属于一个整体――“道”;而“道”是一个可以指代万事万物的符号名称，大到整个宇宙，小到最小粒子，远到宇宙本源，近到当下世界，无论是物质性还是精神性的'“东西”，都可以“道”代称。既然如此，那么能够给人审美愉悦(“欣悦”)的“美”，尽管无法准确定义，但完全可以肯定“美”无论是本质还是形式，都是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一定也是“道”;或者更直接地说，“东西”与“道”是异名同实的，都是一个符号名称而已。因此，理解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含义，也就可以理解“一阴一阳之谓美”了。 　　美的本质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之问”，事实上也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追求。柏拉图的思路大致可以简单理解为：“事物各不同都被称为美，后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决定他们为美。这就是美的本质。”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转换成另一表述：“事物各不同都被称为易，后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决定他们为易。这就是易的本义。”本义与本质，都是指根本性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各种事物的共相。共相，就是相关处、联系点。而联系点，有远近之别。在同一时空中的事物尽管显现为千差万别的现象，但都根植于同一时空的本体世界(即道体)，最远也最为根本的可追溯到宇宙的起点，最近也最为宏观的可追溯到两种事物共同的起点。以最远而论，万物本是同一体质(即本质相同、同道)，因此可证万物本来是相同相通的，当然也就可以同名同义;以最近而论，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亲有疏(如同一姓氏的同时代人，有的是同祖父，有的是三百年前同祖宗，有的是三千年前同祖宗，前所谓“联系点”即如“祖宗”)，因此可证万物的演化是相通但又是相异的，那么也就会出现同名异义(有如同姓异名一样)。可见，所谓的“本质”，既可指一成不变的本体，也可指随时变异的各个联系点。那么，以不变观之，“美”的本质跟“易”的本质都一样，同是(属于)绝对不变的道体，简言之：美的本质是道(实体)。以变观之，“美”跟“易”(可推至所有字符)的本质都一样是无所不包，不一而足的，其意义跟具体的指称相联系相等同，简言之：美的本质是变(虚体)。由此联想到维特根斯坦的“用法即意义”、“美是一种家族相似”之论，我们可以发现“易”和“美”一样，都是没有固定本质，也没有固定外延的。至此，也可以更透彻地理解海德格尔“美存在，但不可言说”的观点。

　　绕了一圈之后，再回到《周易》经传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中“易”之意义复杂多变，说明《易传》作者并没有把“易”义定死了，而是赋以变化之美，唯一如同下定义的表达“生生之谓易”，也是运用变化的思想来加以体现。生生不息，既是现象，也是规律;既是理论，也是方法;既很简易，又很复杂;既是本质，也是差异;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既是可知，也是不可知;既是主观，也是客观，真是妙不可言!说不可说之道，就是如此而言!明于此，我们就不必再千方百计去考证“易”作为书题的含义了，因为：“易”作为书题的含义因其命题者“引而不宣”而彻底隐蔽了，但又因为“易”的意象群在史料中和生活中广泛存在而且意义“显露无疑”，尤其是《周易》经传的完整传世，使得后人可在易学思维的指引下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易”的符号与意义。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易存在，但不可言说”。

　　(三)“易”字源于先民的审美取向。当我们在时间长河中逆溯时，就可以对事物的本源问题有更客观的理解。人类如同星球一样，都是有一个开端的。地球出现数十亿年后，人类才诞生。人类诞生之后，愚昧无知地生活了非常漫长的时期。由于居住地环境和气候等的差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类，也都各自打上所处自然的烙印，体现出许多明显的不同。在人类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中，不同区域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进程中得以生存和延续，因此而形成的生活习性和审美取向也就存在差异性。换言之，不同种族或民族在繁衍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审美追求。自然特性和文化个性的差异，导致不同主体对客体的理解方式和思路不同，最为直接的就在于指事符号及其系统的差异。人类文化的形成看似复杂，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易学文化也必然存在一个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取决于发源地的自然生态，其次又奠基于聚居地的文化生态，而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具有独特性的审美文化倾向逐渐清晰、完整、扩大，乃至演变成具有核心理论体系的思维与思想。

　　在一个尚且无法用语言符号来表达思想的时代，可以推想那是多么原始和落后!翻开中国的典籍，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在传说伏羲氏“观物取象”创制八卦符号之前，华夏的先民是无法描述眼前世界景象的，也是无法表达并纪录内心所想的，但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动物应该已经具有一定的生存本能。有生存本能，是否就意味着具有审美本能呢?人类是有生命的，而生命的维持需要阳光、水分、空气、食物等等，而这些并非都能自动进入人体，必须经过人体的选择、获取和吸收等过程;这一过程看似人的天性和本能，实际上已经包含着某种审美取向，完全可以理解为审美本能。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的审美本能，大致应与人类的诞生同步，否则人类的生存就得不到应有的保证。随着漫长的审美经验的积累，审美本能在审美实践中逐渐由自然转向人为(各种条件和因素，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了)，从量变到质变，促使人类开始进入文明发展的阶段。这种转变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也还是自然而然的!

　　自然的审美本能，与人为的审美本能，显著的差别无疑就在于人类智力的成熟，开始具有一定的审美思想与方法了。那么，审美本能也就脱胎换骨，演变成人类独异于低等动物的审美功能了。有了审美功能，人类就可以更主动地趋吉避凶，更好地生存和生活了。对于人类而言，不论处于何种社会阶段，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趋吉避凶。如果我们可以把趋吉避凶的本真想法及其行为，笼统地理解为人类的审美活动，那么也就可以从审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近几千年人类文明的进程。

　　基于以上的想法，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易经》的趋吉避凶思想乃是一种具有模式化的审美思维。任何一个汉字，包括“易”字，都是审美文化所造就的，一定是源于先民的审美取向。因此，研究《易经》，完全离不开研究造就《易经》的早期华夏先民的审美文化，也同样离不开整个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中华审美文化。进而言之，《易经》乃是远古华夏先民审美文化经验的结晶，其作者乃至后续的传承者和研究者以及运用者们都可视为这一辉煌灿烂审美文化的主体。从审美入手，关注文化，联系主体，《易经》所独具的趋吉避凶的审美功能，无疑就具有了巨大的人文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易学与美学的融通

　　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诞生于十八世纪的西欧德国。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许多哲学家、美学家不断对美学的内容性质与研究对象展开探讨，但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根据德文Aesthetica的原意，中译应该是感受之学，在中国称之“美学”是转译日语造成的。从研究的过程与结果来看，美学与哲学、文化、心理、艺术等都有密切联系，尤与艺术学如同一类。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学看似独立，却与不同学科都有联系，已经可以涵盖所有学科领域，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因此，我们很难解释清楚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解释不清，意味着用于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存在问题。长期以来，中西方的学者都惯于运用西学的逻辑思维来认识和理解世界，不但没能把根本问题解决，反而衍生了许多假问题。倘若我们能够运用易学思维来反观美学，也许就能解释得更清楚更透彻。那么，什么是易学思维呢?面对这个带有西学思维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无法运用语言加以准确表述的，只能通过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加以理解。笼统地说，易学思维是一种符号思维、形象思维、意象思维、象征思维、类比思维、感性思维、直觉思维、整体思维、太极思维等的合称，源于《易经》思想，涵盖道、理、象、数、占，贯通天、地、人，力求效法自然变化法则。以下姑且用太极思维指代易学思维，并作简单论述。

　　整个宇宙世界是一个太极整体(即道体)，任何事物无论巨细都是一个太极整体(物物一太极);任何一个太极整体，都必须包含阴和阳两个方面(两种东西);任何一个太极整体都是无法运用语言(符号)准确描述的，只能运用语言(符号)加以准拟(象征)。当人类懂得运用语言(符号)准拟事物(太极整体)之后，时空观念才逐渐得以形成，世界才得以定位。于是，人类开始拥有描述历史的时间观念。依据长期观察和记录而形成的时间学(天文历法之学)，人们开始主观地认识客观世界。在认识过程中，人们发现任何事物都有开端，有始终，有历史。依据历史时间观，人们通过追溯发现：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源(道、无极、太极、时间起点，太极本无极)，伴随时间的展开，本源中的存在物自然而然地按照时间顺序(理)发生演化(造化、变化、独化、自化、物理和化学变化)，如同前一世界生出后一世界直至现在世界(生生之谓易)，如同一阴一阳的不断转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每一次演化的现象结果(气、象)，都是自然程序密码(数)的体现;时间之流，是绵延不绝的，前后贯通的，时空混合的，一时一世界，所有的世界同属一个整体，是没有间隔距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妙不可言的;因此，面对具有同一性的世界，只要掌握其中任何一个事物(太极整体)的信息，借助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心物合一、物我两忘、与时偕行)就能彰往察来(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当我们运用太极思维来看美学时，就能很好化解美学的逻辑矛盾。美学研究至少有三大难题：一是美的本质问题。前已述之，美如同道一般，不是一个实体却又寓于一个实体之中，是一个虚体却又寓于一个具体感性的实体之中。换言之，美是亦真亦幻，无法定义。如果因此完全取消“美的本质问题”，美学就立刻失去哲学之根，与根本问题绝缘，显然不可取;反之，长期面对一个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美学家变得不知所措。这无疑是美学研究的心病!二是美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有很多人都认同美学是“美的艺术哲学”，几乎是把美与艺术等同起来。而事实上，艺术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并非美的全部。三是美与美感的关系问题。为了避免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纠缠不清，西方现代哲学家开始以美感说美，更加注重主体(人)的审美心理、审美经验，甚至把一切审美现象都归结为必须跟人相关，侧重研究人与客观世界的审美关系。这样，研究人(审美主体)与世界(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了现当代美学研究的出发点。不难发现，为了解决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西方美学已经逐渐在向中国传统学术思维靠拢了。

　　至此，我们再进一步运用太极思维来处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更加清晰了。以太极整体而论，所有审美现象都“同一太极”，彼此联系，不可分割，都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以太极整体中的情况看，“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一“美”的整体都包含两方面的关系(阴和阳)，美学要研究的就不能只是“阴”，也不能只是“阳”，而必须是“阴和阳之间的关系”。同理，“美”不只是“阴”，也不只是“阳”，必须是“有阴有阳”，是虚实相生的一种意象或意境。明于此，我们就可以使中西方美学理论对接融通：所谓“美”就是阴阳相依的太极，是意象或意境式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审美”(艺术鉴赏)就是知道、悟道(感知太极之道)，阴阳合德，物我交融，人天合一，神与物游，主体与客体瞬间的有机统一;所谓“作美”(艺术创作)就是合道、体道(模拟太极之道)，阴阳相须，有无相生，文质彬彬，情景交融，虚实相半，真幻相即，形神兼备，色相俱空，物我两冥，生动逼真，形成一种具有“艺术真实”的作品。

　　反之，我们也可以运用美学思维观易学。美学不论是指哲学美学、艺术哲学，还是指研究审美心理、审美经验、审美文化、审美历史、审美现象、审美规律、审美活动、审美范畴、审美原理等的学科，都体现出没有边界、不受局限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学科领域“无边界”的美学与易学一样，都是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按照西方逻辑学的观点，一个学科沦为“无边界”的说法是危险的，会导致许多逻辑矛盾。这无疑也是把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截然分开之后，在认识和解释现实世界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矛盾问题。美学研究在西方的横空出世，提醒人们治学不能仅仅关注工具理性和道德伦理，还必须深入研究人的感性思维(审美心理、主观判断力);而西方美学研究的穷途末路，昭示人们单纯从理性思维来研究感性的心理问题是行不通的，必须运用理性与感性思维相结合的思路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这一历史经验与教训，同样可以深刻地启示我们当下的易学研究，务必要运用太极思维来看待易学本身，才不会无知地把本身有价值的东西抛弃掉，把本身圆融一体的学问用理性思维肢解成支离破碎。此外，必须着重指出的是，美学走向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与重在研究阴阳关系的易学可谓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但相比之下，以卦爻符号为主体的易学原理体系，毫无疑问在解释可知与不可知的世界时更为根本和透彻。

　　总之，易学与美学是有机统一的。以易学观美学，美学处处是易学;以美学观易学，易学样样是美学。倘若我们能打破学科的界限，从大哲学、大理论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地理解历史和现实，那么就有可能找到更好地解释宇宙世界和人类现象的思想理论，使原有的知识、经验、文化、学术等融会贯通，让后来者更易于理解和运用。因此，以“审美”之心来研究易学，与以“变易”之道来研究美学，都同等重要，也同样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