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浅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导语：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传奇”式的作家。她特殊的人生经历、独特的创作风格，使她成了一个“异数”，尤其是她的小说创作，真实地、历史地再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深刻的层面，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人物形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下面我们就来浅谈一下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灵活运用古典小说的创作手法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与民族传统联系最紧密的作家之一。她的创作在继承和借鉴民族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传统风韵中凸显现代个性，从古老文化中渗透现代气息，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个立于中国古典文化基座上的现代作家。

　　1、结构上的“中国模式”

　　张爱玲大部分的小说都采用我国传统小说纵式结构的写法。中国古典小说讲究两点：一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叙述描写要首尾一贯，前后照应;一是“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丑”，充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两点，张爱玲把握的很好。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每个故事都是有头有尾，都是完整的。人物的性格发展在情节推进中得到完成，具有整体美，而人物性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彻底的，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她的作品里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全”人物，也没有一个作恶多端、坏透了的人物，大都是些带有旧制度烙印、人格有缺陷、有弱点的人物。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她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鲜活、真实、可信，面目清晰得好象可以触摸得到一样。

　　2、全知视角、“讲故事”口吻和叙事方式上的“冷处理”

　　由说书、话本衍化而来的世情小说大多采用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和“讲故事”口吻来描述世俗人情，张爱玲的作品部分保留了这种传统。如《第一炉香》，开头和结尾出现了“说话人”，引出和结束了故事;而《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中，叙述人未直接出面，但故事的开端和结尾还是有“说话人”的“画外音”的，《倾城之恋》选择“胡琴”做楔子，《金锁记》则以咏月为线索，并且开头与结尾相呼应。

　　另外，在“全知视角”的叙述大前提下，在适当场合，巧妙地转换叙述视角，以作品中有某一人物的角度进行叙述，张爱玲也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艺术效果。《金锁记》中对曹七巧的一段著名的描写：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缘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是曹七巧的女儿背着母亲自由恋爱的男朋友，他又是曹七巧背着女儿请到家中来的，那么第一次进曹家大门的世舫显然是很敏感的，小说以他为叙述的视角，凸现了一个陌生人对曹家、特别是对曹七巧的第一印象和感受。这个叙述视角的转换。也使读者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张爱玲的小说在叙事时的笔触是冷峻的，几乎不掺杂一点情感的表露，保持完全客观的叙述。然而在其客观叙事的字里行间，有着强烈的情感力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3、含蓄笔法

　　中国古典文学有含蓄的传统，讲究“用笔十分，下语三分”、“意在言外”。张爱玲自觉继承了这种传统，在创作中进行了多种尝试。

　　对人物的描写，较少正面描写，喜欢侧写、隐写和反写。如《第一炉香》中的人物梁太太，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描叙，但是在肖像描写、景物描写里有喻示，在人物对话中也有提示，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有暗示。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这是《金锁记》里关于一对男女定婚之后外出的描写，只不过是动作，但却写活了心理的微妙、羞涩与拘谨。

　　二、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技法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到“张爱玲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看出来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创造性运用西方现代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她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看法。

　　1、心理描写

　　张爱玲对人物内在心理的开掘直接借鉴了以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理论，并将意识流、新感觉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自然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其表现技巧如直觉、通感、隐喻、暗示等表现方法被广为运用，具有十分突出的现代特征，

　　张爱玲是一个善于写心理的作家，她在表现人物心理时是从多个方面来写的，有巧妙的暗示，有人物细微的动作，也有精心安排的人物的对话。正如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所说的：“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是在没有动作没有语言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如《金锁记》中：“季泽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交叉着十指，手搭凉棚，影子落在眼睛上，深深地唉了一声。……七巧道： ‘我非打你不可!’季泽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一点笑泡，道：‘你打，你打!’七巧等要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作气到：‘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停住了，吃吃笑将起来。季泽带笑将肩膀耸了一耸，凑了上去道：‘你倒是打我一下罢!害得我浑身骨头痒痒的，不得劲儿!，七巧把扇子向背后一藏，越发笑得格格的'。……”这一部分描写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也写活了。

　　在心理感觉的描写中，《金锁记》中曹七巧赶走姜季泽之后内心感觉的描写堪称经典，她一怒之下打翻了佣人端来的给季泽喝的酸梅汤，姜季泽只好狼狈离去，此时：“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往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两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这慢慢的一滴一滴仿佛在替七巧计算另一种时间――心理时间。通过这个主观特写镜头，把七巧突发情绪后内心的恍惚、难言的空虚表现得异常准确和精彩。

　　张爱玲的小说还表达了“俄狄浦斯情结”，在她的一些小说中描写了人物的恋父和恋母倾向，较为典型的是《心经》和《茉莉香片》。《心经》中的许小寒和父亲之间更多不是父女之情，而是异性间的相互依恋，最后许峰为了摆脱这种罪恶的性爱，选择了一个酷似小寒的女孩子绫卿，爱的偏执毁了一个完好的家。《茉莉香片》中聂传庆身上则体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恋母情节”，从而展示了一个

　　男孩子扭曲的心理世界。

　　2、荒诞手法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多采用荒诞的艺术表现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人类的体验和感受。张爱玲在创作小说时也常常运用荒诞的艺术手段来展示悲剧性的人生。《心经》中的许小寒正值青春年华却因迷恋自己的父亲而扼杀健康的爱情，故事是荒诞的，但却真实表达了小说中人物的心灵痛苦。《封锁》更是突兀和荒诞，在这几乎仅仅是“打个盹”的时间里，男女主人公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假恋，生存的寂寞与恐怖使人们在这样一个类似假想的空间里渴求着哪怕一丝的温情。

　　3、直觉、通感手法的运用

　　张爱玲在小说中运用了直觉、通感等现代小说技巧，创造出许多新颖奇特的意象，深化了作品的意境，使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情绪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金锁记》一开篇是这样为主人公定下“苍凉”基调的：“……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月光、湿晕、泪珠，这些互不搭界的意象在此时的场景中却显得那么和谐，顿时产生一种让入迷糊而伤感的气息。《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刚和白流苏相好就借故离去，此时作品描写白流苏的心情：“楼上的品字似的三间屋，楼下品字似的三间屋，全是堂堂的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一个“呼喊”，把白流苏心中的空虚写到了极致。

　　4、景色描写

　　在张爱玲笔下，景色描写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衬景，起着烘托氛围的作用，而且是通过人物的感受表达出来的，还有点染心境、揭示心理的作用，体现了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

　　《沉香肩――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了继续求学来到梁宅姑妈家求助。她的到来并没有受到热情的接待，亲姑妈记恨往日与其父的恩怨，十分痛快淋漓地挖苦了侄女一通，中产家庭中的娇小姐受到了如此的“礼遇”后，只能满腹委屈的坐在客厅里。作者就通过薇龙的眼光对客厅的景物做了如下描绘：

　　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颗仙人掌，正是含苞待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象一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是吐出的蛇信子。

　　这是一位纯洁少女此时此刻忧惧心理的写照，其中景色外的线条正是小主人公坎坷命运的征兆。

　　另外，在景物和事件的刻画上，张爱玲运用心灵与感官相通融的手法，并附上与之相对应的瞬间意象，使被描写的对象更加清晰，立体，客观。

　　郑先生长得像广告上喝可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的，穿上短裤就便成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及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花凋》)

　　这段描写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郑先生的玩世不恭、随遇而安的个性。

　　三、细节的描写

　　张爱玲小说中有很多细节之处看似漫不经心，却透着微妙。小说《十八春》，整篇的结构，一张一弛，一松一紧都是恰到好处的，而这些张弛有度正是各个小的细节串联组织起来的。红宝石戒指在文中反复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世钧送给曼祯时，他抽了一截旧绒线衣上的毛线缠在了戒指上，接着，这戒指被曼祯气愤中扔进了纸篓，后又拾了回来，再以后，曼祯被姐姐囚禁了起来，看到这戒指，“心里却象被针刺了一下”，为了逃出去，她把戒指给了阿宝，阿宝转手给了曼露，接着，便是世钧来到别墅找人，这里也有一处重要细节：曼祯朦胧中听到了世钧的皮鞋声，心想或许是世钧来救她了，张爱玲在不动声色之间让情节紧张了起来，但最终还是错过了。当世钧从曼祯手中接过戒指，走出了别墅之后，张爱玲写到，戒指绒线上沾着血迹，或许还可以给世钧一点点启示，这时，读者的心也被调的高高的，但世钧却觉得那红宝石戒指象一个燃烧的烟头，烫疼了他的腿，他随手扔了。阴森离奇的故事在一连串的精心设计的细节中从容展开，细节将整篇的结构连缀的跌宕起伏。

　　此外，细节还在小说中有着其他多种妙用。《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处。“地板正中躺着烟鹂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武，一只前些，一只后些，象一个不敢现型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来，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目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进，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吸他”，在这一处，张爱玲把两只绣花鞋的小小细节处精雕细刻，于无形中交代了人物复杂的心理交化，又营造了气氛，丰富了画面感，产生让人过目不忘的艺术效果。

　　四、娴熟、精湛、富有创造力的语言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既有中国式的华美、典雅，也有西方式的幽默、通脱。形成独具特色的“张氏语言”。

　　1、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她继承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传统，常常会用一些半文半白的词汇，如：讲到某某人说什么时，她不用“说”，而用“道”。《茉莉香片》中，人物对话都是用“道” 字，“他父亲问道……传庆答道……他后母道……”这种文白夹杂的语言正是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古典情节在不经意间的流露。

　　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有些像说评书，喜欢小说开头加一段引子。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她的语言处处透漏出浓郁的《红楼梦》风韵。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出场亮相是对《红楼梦》中王熙凤出场的模仿，七巧抢白哥嫂又使人联想到鸳鸯抢白哥嫂的情节。

　　2、色彩的运用

　　色彩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而是她对语言出神入化的把握和摆布，是她对往事、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对世界的一种常人不能、不知的超越和诠释。

　　张爱玲在使用她的色彩语言时，并不是总按牌理出牌，按照常理用词――这也是她的一大特点。传统的小说家用黑色代表罪恶，蓝色代表忧郁，红色代表热情，白色代表纯洁，但张爱玲却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色彩心理。

　　《封锁》里有这样一段对女人白色手臂的描写：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从这个《封锁》里的男人眼里看出去。女人从手臂到整个身体都是没有款式的牙膏，白，却毫无生气毫无内涵。牙膏的白生涩而有刺鼻的味，明晃晃地成了一个人，站在那里不由让人起腻嫌弃，这就是张爱玲化的色彩语言，不仅是对对现实生活的描述，还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带有强烈的主观情绪。

　　在《花调》里，从家居到陈设环境到人物的服装也都用了大量的白色。主人公川嫦在世时则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姊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当姊姊们都出嫁，轮到川嫦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三次亮相都被白色包围着，在色彩心理学上白色既

　　与死亡、绝望、悲哀、无光、沉默、焦虑相连，又与纯洁相关。张爱玲这里的白色显然与纯洁无关，只是暴露了现实、家庭、人性的丑陋和荒凉，展示了女性的一无所有的悲剧身份与命运。白色在此具有了一种讽刺与控诉的含义。

　　除了白，张爱玲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红”。

　　《红玫瑰和白玫瑰》多次写到红色。在振保与娇蕊一夜床第之欢后，张爱玲写到“昨天晚上忘了看看有月亮没有，应当是红色的月牙。”这是虚写。另一次是实写，振保醒来后发现头发里有一弯剪下来的指甲，像小红月牙，那是娇蕊看到自己养的指甲划伤振保后剪下的。此处红色既是实写又是想象，既象征王娇蕊旺盛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又有与振保偷情后的愉悦与不安。此后，张爱玲又将红与自做了一次无人能出其右的对比“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色是蚊子血，给了人一种肮脏的感觉，同时也暗含了一种得不到的痛苦，由此，张爱玲又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红的内涵。

　　3、奇妙的比喻

　　张爱玲善于用比喻，她的比喻总是不落巢自，新颖无双，让人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用来形容人生坎坷和无奈，高度的概括和准确。

　　当七巧遭到季泽拒绝时，张爱玲描写七巧的神情象“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明而凄怆。”这个比喻不仅把七巧此时痛苦、压抑的心境表现出来，也暗示出七巧在姜家的生活如同蝴蝶标本――没有一点生命力。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似乎万事万物皆可拿来做比喻，就连很多别人已经写过、写滥的事和物在她的笔下，也突然就与其他事物发生了联系，变成了绝妙的比喻，变成了她任意驱使表达爱憎的工具。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

　　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

　　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相较于其他作家而言，张爱玲的比喻有点“恶毒”。许多通常人们以为美的事物、善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和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扭转性的变化，有时让人读后瞠目结舌。但是这种似乎“恶毒”的比喻，它比温和的话语更能一语中的，更能深刻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来。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花调》)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多么恐怖的字眼，郑先生的装腔作态，他的严重的不和时宜在张爱玲残酷的比喻下一下子现出了原形。

　　让比喻之间跳跃着幽默诙谐的音符，也是张爱玲语言的特点。在《花凋》里她也戏谑幽默：“郑太太对孩子说：‘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棕毛毯。”突然冒出了一只可以擦鞋的狗，让读者不禁莞尔，也给书中阴沉的气氛增加了一些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