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邵飘萍北师大版九年级上册语文教案

《报人邵飘萍》的教案

一、熟读《报人邵飘萍》，完成下列课堂练习或课堂讨论。

1.本文的体裁是什么?作者写作的目的何在?

(《报人邵飘萍》是一篇人物评论或称人物随笔。目的是让同学们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格操守和业务素养有所了解。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是一个让许多年轻人憧憬的职业，但是要当好称职的记者并不容易，新闻记者是面向大众的文字工作者，要为社会、民众负责，所以要有很高的人格操守，要坚持、伸张正义，要敢于与黑暗、邪恶势力做斗争，直至献出生命。同时还要有良好的业务素养，要有敏锐的新闻感觉和采访机智，随时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邵飘萍在这两个方面都堪称表率，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2.全文的叙述顺序是怎样的，这样安排有什么好处?

(本文用了倒叙的写法，在结构上类似于消息的“倒金字塔式”。按照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作者做了详略的处理，先写谭嗣同、邵飘萍的被害，再写邵临刑时的情形，接着写他为什么被害，最后详细叙述他的生平事迹。这么写有悬念，先写邵飘萍的遇难，使读者想要了解原因;先写他“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使读者想要了解何以见得。这样阅读效果不错。)

二、阅读《我是怎样开始读报的》，完成下列问题。

1.表面上看起来乱散，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内在线索的，能否归纳找出这条线索?

(中，有一条隐隐约约的线索，那就是“看报的`兴趣”。起初是一般的兴趣，后来是读上海报纸的国内要闻的兴趣，再后来是国际新闻，及至副刊，乃至言论。)

2.讲述了作者读报的甘苦，他读报的经历和方法对我们有什么启发?你有喜欢或讨厌的报纸、作者或电视主持人吗?

(学情预测：这是一道探究题。同学们的答案肯定是丰富多彩的，主要引导他们谈谈自己阅读的经历以及对自己的成长有什么启示或者帮助。尽量要做到真实，按照实际情况来谈，要谈得具体些。)

三、从本周内在校园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挑选一件，写一篇新闻报道。

《报人邵飘萍》教学设计

一、导入示例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以笔为匕首和反动派战斗，今天我们再走进一位同样是以笔为旗的战士，冯玉祥曾称赞他：“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就是素有“新闻全才”之称的新闻界巨擘——邵飘萍。

二、人物和背景介绍

邵飘萍，名振青，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镇一个寒儒家庭。在创办《京报》以前，曾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因为在《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撰文，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他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后来不得不亡命东瀛。1916年回国后，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在《申报》发表了大量揭露北洋军阀贪贿弄权的报道，文笔辛辣、诙谐生动。尤其是他对时局惊人的洞察力常常使人暗暗称奇。 1918年在京创办大型日报《京报》任社长。《京报》从一开始就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权利集团，它要独立发言、报道，它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为此，《京报》热情支持“五四”运动，并屡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言论。“三一八”惨案后《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阴暗，并为民众吶喊请命，因此受到反动军阀的仇视，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之罪名杀害，饮恨于北京天桥东刑场。

夫妻报人：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女士同样是著名的革命新闻家，是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对我国早期新闻事业有过卓越的贡献。

三、检查预习

1.给下列加点的字注音(投影或板书)

一世之枭(xiāo) 会晤(w148;) 攻讦(jié) 觥筹(gōngchóu)交错

2.词语解释(投影或板书)

豪气干云：豪迈的气概直上云霄。干，触犯、接触。

罪大恶极：罪恶大到了极点。

亲离众叛：即众叛亲离。指众人反对，亲信背离。形容不得人心，十分孤立。单刀直入：原比喻认定目标，勇猛直入。今多比喻说话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

旁敲侧击：在旁边和侧面敲打。比喻不从正面直接说明本意，而是从侧面迂回曲折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四、研读课文：

1.研读开头部分

(1)文章的题目叫《报人邵飘萍》，按照常规的思路，应该是从人物的生平写起，但是这篇文章却不是这样，而是高潮在前，也就是把最为精彩的部分在最前面呈现出来，这叫什么写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

(本题意在复习“逆时提前”即“高潮提前”这一新闻的写法)

明确：“逆时提前”或者“高潮提前”。这是新闻写作的特点。把最为重要的信息直观得呈现给读者，符合读者心理要求。

(2)通读全文之后，找出文章中的人物、事件。写了人物哪些事情?哪些是详写，哪些是略写?

明确：谭嗣同、邵飘萍的被害、邵临刑时的情形、邵为什么被害、生平事迹。前三为略写，后一为详写。

2.比较阅读：理解作者详略处理的原由。

(1)作者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详写和略写的内容的?

明确：按照内容的重要性程度来确定详略。

《报人邵飘萍》是一篇人物评论，但是，在结构上类似于消息的“倒金字塔式”。按照内容的重要性程度，作者做了详略的处理，先写谭嗣同、邵飘萍的被害，再写邵临刑时的情形，接着写他为什么被害，最后详细叙述他的生平事迹。这么写，有悬念，先写邵飘萍的遇难，使读者想要了解原因;先写他“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使读者想要了解何以见得。这样阅读效果不错。

(2)本文在描写邵临刑时连用了“三笑”，请同学们细细品味这“三笑”。(引导学生注意文中关于“笑”的词语，并理解他们的含义。)

明确：作者故意将“三笑”区别开来：仰天大笑、哈哈狂笑、微微一笑，表明不论外界有怎样的传说，都反映了他视死如归、无所畏惧的气概，也体现了民间百姓对邵的敬仰。这“三笑”也很形象传神，留给读者回味的空间。

3.研读后半部分：

在这样的开头之后，文章把主要的笔墨集中在了几则故事，通过这几则故事作者比较从容地展示了邵飘萍作为新闻记者、报人，获得重大新闻的特殊的机敏。从民主战士的角度来说，邵飘萍是一位英勇肝胆的壮士，但这几则小故事，主要是从新闻界的角度，很大的不同，先请同学分析出两者来展示他的机敏，和文章开头部分的英勇就义相比，这几则小故事强调的是一种趣味性。让读者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下领略邵氏的人格魅力。

“邵飘萍自有其笑傲王侯的资本：即使以今天的新闻从业标准来看，他也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

这一段可以说是过渡段，他引起读者的好奇，为什么说他代表着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接下来的篇幅作者也是围绕着这点来说的，那么能不能从这几则小故事中归纳出作者是从哪几方面来证明他的说法的?

明确：从工作技能、工作态度和职业操守三个方面表明了他代表了记者最高的职业水准。 ⑴ 实践了记者“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的主张。作者举了他因中德两国断交之事采访美国使馆参赞和段祺瑞之事，和著名报人张季鸾评价：“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进行说明。——这讲的是他的新闻感觉的灵敏，主要是技能。

⑵ 他实践了“记者应当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的主张，而且，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这讲的是工作的投入、忘我，主要是工作态度。

⑶ 有很高的职业良知：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京报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也是他的自我写照。——这讲的是他的理想和信念，主要是职业操守。 4.总结全文

《报人邵飘萍》是一篇人物评论，或称人物随笔。目的是让同学们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格操守和业务素养有所了解。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是一个让许多年轻人憧憬的职业，但是要当好称职的记者并不容易，新闻记者是面向大众的文字工作者，要为社会、民众负责，所以要有很高的人格操守，要坚持、伸张正义，要敢于与黑暗、邪恶势力做斗争，直至献出生命。同时还要有良好的业务素养，要有敏锐的新闻感觉和采访机智，随时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邵飘萍在这两个方面都堪称表率，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四、作业布置

1.查阅狄马的《带血的黎明》，比较两者的不同。

2.体会课后“词句品味·积累”。

3.预习《我是怎样开始读报的》，摘抄生字的字音、字形、字义。

《报人邵飘萍》背景资料

不久前，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一书，在今年记者节到来之际阅读和评论这部传记，也有特殊的意义。长久以来，作为中国新闻史以及中

国近代史无法回避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一直是人们谈论的对象。本书作者从事邵飘萍史料的积累和研究已有20余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又致力于将邵飘萍与一部中国近代史和一部中国新闻史紧密衔接，用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交错并进的手法，讲述了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岁月，写活了一个具有现场感的新闻工作者。斯人斯书，每个新闻从业者都值得一读。

五四时代的人

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20周年，也是遇害80周年。春节前，收到散木先生寄来的书稿，恰好是这位民国报人的评传，不禁一口气读完。掩卷之际，慷慨有余哀:随着一个时代的远去，像邵飘萍这类人物也当不复存在了。

散木先生是历史家，且讲究实证，所以评传用的材料特别翔实。书中有一个好处是，它并不拘限于叙述传主的个人生平，相当部分涉及当时的报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情状，是时代与人的全景式呈现。然而，历史的面影，总是教人感觉陌生。我们想像不到，大清帝国经过那么多重大战事的冲击可以岿然不动，竟然因为一个小小的排长而颓然坍毁。同样难以想像的是，代之而起的民国会是一个空架子，政权很快由革命党人拱手让给了一位老廷臣。不过，袁世凯意欲称帝到底通不过，此后的接班人匆匆来去，好像也没有谁能够在一个弱势政府里站得住脚。儒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贯彻了几千年的基本原则早已无法维系人心，民主共和的空气毕竟弥漫开来了。“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制度，无论如何的封闭和严密，总会在某个瞬刻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哪怕开始时只是一道狭窄的裂隙。我们说五四那一代人了不起，就在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短暂的间隙，兴起一个“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化的轮子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的时代，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邵飘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始他的报人生涯的。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太早结束于国民党的“”的铁腕里了，尤为不幸的是，邵飘萍的生命结束得更早。但是可以推断，以他这样酷爱自由、生性激烈的报人，如若不是死于军阀的屠刀之下，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死。

邵飘萍于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华县。清末西风东渐，沿海一带可谓得风气之先，而东华又是最早出报人的地方，因此，邵飘萍选择办报作为终身事业并非偶然。既要办报，就意味着开拓公共舆论空间;问题恰恰是，专制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将政治神秘化，又必然垄断传媒，控制言论，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双方的冲突变得无可避免。

自由意志与权力意志谁胜谁败?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的“自由”仅只停留在观念上面，甚至托庇于权力，根本不曾打算付诸斗争实践。邵飘萍不同。为了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真实与真理，他一直执著于作为一个自由报人的理念，与权力抗争，就像赴火的飞蛾一样，不到死地不肯罢休。自杭州光复，他辞去教职与人合办《汉民日报》时起，即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结果引起革命新贵及黑社会势力的嫉恨;三年之后，报社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蒙受了牢狱之灾。亡命日本未久，他又为“新闻救国”的意愿所驱策，返回上海办报。1916年作《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讯”，揭露北洋政府治下的腐败与黑暗。从高端到底层，他深入采访，洞察幽微，议论纵横。这些文字，多发人所未发，或不敢发，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

《京报》岁月

北京毕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邵飘萍并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他要拥有自己的喉舌，便于1918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了《京报》。在发刊词中，他公然宣称报纸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政府，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在大学校园里，《京报》最受欢迎，它成了五四发难者的堡垒。在此期间，邵飘萍倡议成立北大新闻研究会，还担任当时有名的《国民》杂志的顾问，这份杂志与《新潮》一样，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两大援军。他站在学生运动的潮头，四处活动，呐喊助阵，不愧为中国政治文化改革的不遗余力的宣传家。五四运动后，报馆被封，他本人遭到通缉，再度流亡日本。然而，他的斗志并未因此受挫，态度十分坚定，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也。”

1920年秋，北京安福派政府倒台，《京报》9月复刊。在报社内部，此时，邵飘萍算得是当权派了，但是，他要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和时评家的权利，而不是权力。相反，对于权力，他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和警觉。1923年2月，在“二七”大罢工的同时，他发表《政治上所需之压力》一文，指出:“世界各国文明政治之所以革新，政权之所以普及，决无由握有权力之人(君主或政府执政者)自动而以其权分给予人民者。必须因人民之要求逼迫，致使握有权力者万不得已，无可如何，然后政治乃有彻底革新之望。换言之，人民之觉悟不彻底，则政治之改革亦不彻底。”

当时，有舆论谴责财政当局的种种罪恶，但他并不认为类似贪污受贿的现象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他也并不完全归因于政府内部的结构或机制问题，且进一步追溯其社会本源，认为是社会组织的不合理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所致。他关注民生问题，也是同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的。1920年唐山发生重大的矿难事件，在他看来就不是一种偶发性事故，而同样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说是“此可以证明我国政府与社会之黑暗冷酷”。他不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那里，而是在人民这里，因此也就不去一味宣传“好政府主义”、“宪政主义”、“改良主义”，而是坚持“人民自动”的思想，极力设法壮大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他积极宣传“联省自治”，其实也都根源于此。这是他比当时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清醒的地方。

激进的思想

一个真正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不会把自己围困在昨天的城堡里，他必定要寻找通往明天的道路。留守不会出错，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宁可赞美那些听从内心的指引——所谓时代的召唤到底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而勇于前行，并因此误入“歧途”的“过客”。五四之后，邵飘萍倾向革命，相信“新俄”，宣传马克思学说。

邵飘萍的思想愈来愈激进，而政府对付的手段则愈来愈强硬。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帝国列强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40余个团体和北大、清华等80余所大中小学校包括邵飘萍创办的务本女子大学的学生共数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队伍游行至国务院门前，遭到政府军警枪杀，共死46人，重伤155人，轻伤不计其数，时称“三·一八惨案”。对学生和群众的屠杀，暴露了政府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本质，自行剥夺了政权本身的“合法性”。《京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次惨案，并持续报道了将近一个多月。邵飘萍本人则急赴各地采记，还写下大批揭露、驳斥、抗议和警告政府的文字，其中写道:“世界各国不论如何专制暴虐之君王，从未闻有对于徒手民众之请愿外交而开枪死伤数十百人者。若必强指为乱党，则死伤之数十百人明明皆有姓名学历以考查，政府不能以一手掩众目也。……此项账目，必有清算之一日”。他撰文宣告政府“罪实无可逃”，并严正提出组织“特别法庭”，指名缉拿“执政总理”为首的“政府凶犯”，公开审理“如此故意犯罪凶杀多人之案”，使犯罪者伏法。

异议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者看来，永远是捣乱分子。“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即遭通缉，接着被捕，4月26日凌晨处以死刑。死前，北京、上海、汉口等十三家报纸代表曾极力设法营救，然而无效。政府总是有力量的，极其轻易地便拔掉了眼中的这枚钉子。

一个自由的灵魂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也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鲜明的路标。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惟中国报纸“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得来，他认为，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也有过于乐观、轻信的时候，评传没有为贤者讳，其中也写到鲁迅对他的批评等等，最难得的是，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许，“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直至死而后已。

评传详尽地叙说了作为报人——也可以看做是传媒的——不自由的境遇，从而愈加凸显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们说邵飘萍为“自由报人”，“自由”所指，首先不是具体的行为方式，自由作为一种环境条件而被利用的几率，而是主观的自由，是道德理想，是选择和支配了一切行动的始终一贯的精神。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自由精神把邵飘萍送上了祭坛。无论对于时代，还是对于个人，这都是莫大的不幸。今天做纪念，即使时过境迁，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关者”，而视之为残酷的事。